发布日期：2009年12月19日来源：杭州日报早上8点，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江干法院第三法庭。我一坐下，朱学军法官就敲下了木槌。原告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姓杨。他戴着金丝眼镜，穿着深蓝色羽绒服。现任杭州一家造纸公司总经理；被告是杭州一家家政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是一位说话很轻声细语的余大姐，她是老板。这两个看似温和的人，怎么就反目成仇了呢？投诉中所述的理由是：100元。今年10月中旬，杨老师到于姐的公司找兼职，每个月收入900元。23日，家政公司给杨老师介绍了一名保姆，杨老师支付了100元的服务费。家政公司承诺可以先试用，如果合适就重新签订合同并结清服务费；如果不合适，他们会重新签订合同并结算服务费。公司将继续推出。但问题是，保姆干了两天就走了，说不习惯。杨老师说：“其实她只是打扫卫生、做饭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适应。”她在试用期之前离开了。按照原来的约定，家政公司应该继续给杨老师介绍新人。杨老师最气人的是：“我30号给他们（被告）打电话，让他们帮我再介绍一下。”没想到几天过去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我又打电话提醒他们，但还是没有消息……11月5日，我去他们公司了解情况。让我很生气的是，他们居然说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电话……真是太烦人了。他们已经一周找不到保姆了。我急得快要死了。“是的，而且他们说没接到电话……我每天都在奔波，车费一百多块钱。就像秋菊的官司一样，我只是想要一个解释，我就是想让他们伤心……”杨老师我把当时的通话记录都带来了。于姐很委屈：“当时我问了值班人员，他们说真的没有人接到电话。5号的时候，杨老师来了就生气吵闹，我说我介绍一下。”“我又问他。他说什么？我不想，我要退款……这不是正常程序。”原告和被告简短陈述完毕后，朱法官问道：“这么点小事，闹到法庭上也不舒服，你们愿意调解吗？”“什么？这叫调解？”于姐问道。“就是说你们双方都做出让步，比如赔偿100元，原告就让步，赔付80元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80元太多，也可以要求减少。”50元。”雨荷姐姐很高兴：“没问题。”杨老师也觉得：“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就屈服吧。”……不到5分钟，雇主因保姆起诉家政公司的案子就结束了！余姐在法庭上给了杨老师80元，25元调解费双方各付了一半，即12元50分。